社會工作的命運
社會工作起於宗教，成於人文，終於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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敍事介入
在進行輔導時，我們可留意： 問題敘述架構一先後序(time)、人物(other)、聲調(tone)、空間(space)、自我(self)、詞性等。 當事人如何透過語言去置放自我(positioning of self)。 是甚麼支持問題/情況繼續存在一信念、認同(identity)、思想及人際關係/互動、環境狀況等。 當事人在敘述中的變換架構(transformation structure)一可能帶來轉變的陳述。 巨型敘事(grand narrative)如何影響個人敘事或與之互動。 社工自身的敘事。
敍事治療的理論蘊涵
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註1是一套建基於後現代思潮的心理輔導及治療體系。簡而言之，敘事治療就是以故事(story)去進行輔導與治療(佛瑞德門及康姆斯, 2001)，那就是以故事為喻，也以故事為載體與手段，開拓生活的可能性，恢復個體的自主選擇，從而讓個體在生活中實踐其主體性 (subjectivity)。所以，故事在敘事治療中佔有核心的位置。因此，要了解敘事治療，就得先要了解故事，要了解故事就得先要了解語言註２，因為故事是透過語言去組織、生產及傳遞的。故事的本質(nature)是甚麼？在心理治療的發展中佔有一個怎麼樣的位置？又是甚麼使故事能發揮制宰或解放人的效能？敘事治療又是透過甚麼策略去為當事人帶來解放的呢？
風險、風險社會與工作
「風險社會」，一個由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Ulrish Beck)在其於1986年出版的著作《風險社會 – 朝向新的現代性》(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中所引介的理論概念。無可置否，貝克的理論學說博大精深，實非筆者所能究極。然而，他們談論的既是當下社會發展的狀況，對於以社會理論為指導，以社會為實踐對象的社會工作，相信定能有所裨益。
反省取向研究模式
「反省取向模式(reflective approach)」本身便是反省過程的產物。作者捨棄以理論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而就其原先發展的歷程介紹反省取向模式，註1 相信是為令讀者更了解當中進行反醒的過程。在本文，筆者會檢視促成作者發展反省取向模式的原因及那些原因背後的假設及價值系統，及它們是如何「支配」或指導社會工作者去理解理論、研究和實踐之間的關係。其後會集中討論反省取向模式的主要概念及對社會工作實踐帶來的啟示及其優點與限制。最後討論反省取向模式如何應用在筆者的社會工作實務中。
「第四世界」
“ 百二萬港人活於貧窮線下” (星島日報, 2001/9/14 )、“失業大軍排隊「降薪求職」” (星島日報, 2001/10/7)、“一日十三宗自殺五入枉死城” (星島日報, 2002/04/18)、“失業率突破7%再創新高” (星島日報, 2002/5/20)……類似的報章標題，在這幾年的報章都不難找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人困擾於經濟下滑、負資產、就業不足、失業、自殺成風、倫常悲劇增加等問題，加上不明朗的政經發展及難以預測的外圍因數，香港社會上瀰漫著相當濃烈的悲觀情緒，昔日締造香港經濟神話的「獅子山下」的精神也象隨風暴而逝，遺留的是不安、焦慮與無奈。特首、官員、議員、學者和市民等都象《千禧年之終結》的作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一樣，問著同一個的問題：‘怎麼辦(waht is to be done)？’ (Castells 2001, p.398)。
批判社會工作
“ 除了部份嚐試重新審視基進基要主義(radical fundamentalism)的人外，很多人均預測，最低限度，批判社會工作的好時光已經一去不返”，這是 Karen Healy(2000) 在參考 Langan M. 寫於1998年，名為Radical social work一文所作的綜合引述。
這是否預視了批判社會工作的沒落呢？如果這個陳述成立的話，香港的批判社會工作又是否會走上同一命運呢？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相關的探討。首先筆者會簡述批判理論的函指及其如何指導批判社會工作的實踐；然後再簡要地回顧批判社會工作的發展，從而了解批判社會工作價值取向及對社會工作發展的貢獻。最後探討在面對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挑戰及質詢，批判社會工作會加速消亡，還是會出現另一次更成熟的轉向，筆者並嚐試以此引證批判社會工作在香港發展的可能性。
青年的社會分析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課堂上，講者以「青年的社會分析」作為教案，列舉了多種用作青年政策分析的模式(model)。並以新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角度作進一步的闡釋；同時亦引介以斯圖爾特 霍爾(Stuart Hall)為首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倡導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當天的討論議題是十分豐富且具啟發性的，筆者希望能以課堂教授的內容和討論為基礎，在這文章內作延伸性討論與反思。故此筆者會在討論之先，先對課堂上講解的相關內容作扼要的整理。此外，本文嘗試以「粗口歌」次文化的爭論為例來討論把青年視為獨特的「階級」(class)及把青年文化視為鬥爭的場所(site for struggle)這兩個理論綱領在香港的應用情況，亦會論及以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倡導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的啟迪和局限。
「下階層」(underclass)與雙失青年
「雙失」，一個非常普通的詞彙。然而在過去不足一年的時間，卻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用來表示某一類人身份的特殊用詞。「雙失」代表著那些離開學校，卻未能成功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青人。在失業率持續高企，有逾三成的十五至十九歲青年處於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香港，(黃志錚, 2001a)「雙失青年」成為焦點，相信並非偶然。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以《星島日報電子版》為對象，用「雙失」作關鍵字，搜查過去近三年的內容。第一個以「雙失」作為年青人特殊身份的應用出現於該報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的教育版上，標題為「大學生陪雙失青年搵工」。(註一) 此後，以相同意義應用「雙失」這字眼的報道，直至本年十二月中，共有約三十三則。其中七月及八月出現的報導次數更高達廿四則，這相信與高考及會考放榜有莫大的關係。不過當中亦有評論指出「雙失」這個簡化了的稱呼帶有歧視性，要求另作一個名稱 (星島日報, 2002/8/8)。的確，「雙失」不但是一個簡化了的詞彙，而且是一個相當鬆散和籠統的概念 – 只描述了部份青年失學失業的處境，但並未能告知我們更多有關造成「雙失青年」的原因和過程等資訊。例如，要失學失業了多久才可被稱為相「雙失」呢？「雙失青年」是否有其與別不同的文化呢？事實上，它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及啄磨。不過，在一九九四年在英國便有學者對那些年齡介乎十六至十七歲的，沒有接受教育、沒有受聘，也沒有接受訓練的青年人進行了一項研究，而產生了一個與「雙失」意思相近的專有名詞 – 「零地位」(Status Zer0)，也是一個被受爭議的詞彙 (Williamso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