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風險社會」，一個由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Ulrish Beck)在其於1986年出版的著作《風險社會 – 朝向新的現代性》(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中所引介的理論概念。無可置否，貝克的理論學說博大精深，實非筆者所能究極。然而，他們談論的既是當下社會發展的狀況，對於以社會理論為指導，以社會為實踐對象的社會工作，相信定能有所裨益。
打從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最為困擾港人的，莫如一厥不振的經濟，其中猶以屢創新高的失業率，更使人膽戰心驚：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的整體失業率由1997年的2.2%大幅上升至2002年7.2%；而整體就業不足率也由1997年的1.3%大幅上升至2002年3.1%，增幅達三倍之多 (香港政府網頁, 2003)。也有學者指出本港的失業情況已有超越部份歐洲國家的趨勢(星島日報, 14/7/2002)。最近更有兩位行政會議成員估計2003年度第二季的失業率更會攀升至8%(星島日報, 14/4/2003)。青年失業率就更為嚴重：年齡介乎15至24歲的青年在2002年第二季的失業率達14.7%；其中年齡介乎15至19歲的青少年的失業率更高達32% (青年事務委員會, 2003)。
在本文，筆者首先會對當下香港社會的勞動市場作一扼要的論述，並指出當中轉變的一些特徵。其後以風險社會理論為藍本去討論有關勞動市場的特性，並以青年就業問題為關注的重點，探討可能的出路及對社會工作的啟迪。
香港失業問題再檢視
在引言中，筆者引述了一系列的數字，它們讓我們更具體地看到問題的發展及其嚴重性。而造就失業率高企的原因，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外圍因素欠佳、結構性轉變、工種錯配、工廠北移和新經濟/知識型經濟發展等等，這實質上就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發展的結果。然而，要進一步了解香港的失業情況及勞動市場的轉變，我們仍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為此，筆者翻查了近年半《星島日報》有關香港失業及勞動市場的報導，並嘗試作出整理及歸納，以期為香港的勞動市場轉變拼湊出一幅數字以外的「圖畫」。在拼湊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近年香港的勞動市場的轉變有以下的五大現象：
臨時工種大量湧現 –
在過去的兩三年中，政府以高姿態不斷地批出數以億計的款項，創造數以萬計的臨時職位，聘用期由三個月至兩年不等。其目的在於緩和失業率高企對社會的衝擊，而設置這些臨時職位，其定位始終被視為臨時的策略，並會因為財政的狀況而作出改動。就以政府統計處的在2000年公佈的統計數字為例，香港大約有十多萬的臨時顧員(星島日報, 2000/10/9)。
「食環署則計畫利用一億五千萬元的撥款，開設三千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職位，以加強政府清潔香港的工作和清洗公眾地方及環境衛生黑點。」
(星島日報, 2003/5/17)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公布七千臨時職位的具體安排時表示，政府將透過內部調撥資源及中央撥款二億元，延續其中三千六百個職位，其中包括醫管局的二千五百個臨時職位……獲撥款一億二百萬元的社會福利利署，將開設合共四千五百個為期三個月的職位……」
(星島日報, 2003/2/11)
「曾蔭權昨在就業專責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後指出，本港未來將有多項主要的基建工程和政府措施推行，預計這些項目可在2000年及2001年創造約十四萬個新職位……不過，就業專責小組勞方代表鄭燕娥就批評，十四萬個職位多屬臨時工及短期合約，未能真正解決失業問題。」
(星島日報, 2000/2/26)
勞動市場兩極化 –
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港人的就業情況出現兩極化的現場。有為了一份聘用一個月的臨時工而面對逾千的競爭者；也有月薪三千元，每日由晚上十時至凌晨五時的清潔工 (星島日報, 2002/7/11)；大部份的「打工仔」面對薪金下調 (星島日報, 2003/3/29)；以往在收入及職業生涯上有一定的保障的大學畢業生，，但現在正有與中學畢業生看齊的趨勢，而相應職位更減少三分二 (星島日報, 2002/4/3)。反之，在勞動市場的另一邊，卻有著高薪厚職的「打工皇帝」，部份所繳稅款相比起前一年，更上升了八成多。
「香港明愛透過各區的社區發展計畫，於今年初共成功訪問了一百八十八名中年以上、低學歷及非技術的低收入人士，結果發現除五成三人以長工形式受聘外，其餘均屬臨時工、合約工及兼職等。調查並發現，現職受聘少於兩年的被訪者中，百分之六十七點八在對比對上一份工作時，其工資均見下調，且下調幅度逾四成者更達百分之四十二點三，顯示收入下降情況嚴重。」
(星島日報, 2000/3/20)
「香港雖受失業及減薪問題困擾，但一項涉及亞洲區內十一個國家及地區的薪酬調查顯示，受惠於內地經濟起飛，本港行政人員的薪酬已超越日本，在亞洲區稱冠，較跌至第二位的日本及新加坡分別高出三至四成；對比近年經濟發展迅速的北京，港人的薪酬更高出六成五。」
(星島日報, 2003/3/10)
「稅局公布01至02年度的十大打工皇帝所繳稅款，最高薪的打工皇帝竟然須付四千五百萬的薪俸稅；換言之，他在00至01年度即享有起碼三億元的年薪，每小時時薪高達十三萬。而且，這十名打工皇帝所繳稅款相比起前一年，上升了八成多……香港大學教授周永新亦指，本港若有一百萬人收入只有六千元或以下，收入中位數也只有一萬元，薪金水平正在下調，卻有打工仔人工向上飛升，可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星島日報, 2002/4/5)
不平均的失業分佈 –
在趨近8%的失業率這個圖像中，我們看到失業的風險並不是平均地分配：依年齡軸來看，失業的重災區為15至19歲的青少年，達32%；另外就是年介40至 49的中年男性。依職業分類，失業升幅較為顯著的包括裝修及保養工程業、飲食業、製造業、地產業、批發業、通訊業及清潔服務業 (星島日報, 2002/7/17)。此外，以往職涯較穩定的中層管理和專業等中層人員也是被裁的目標。
「統計處發人稱，今次是繼零二年二至四月以來，首次錄得勞動人口下跌，當中以兩個年齡組別二十至二十四歲，及四十至四十九歲的男性，跌幅最為強勁。他估計，前者轉往讀書進修，後者則因被裁減，被逼提早退休留在家中做家務所致。」
(星島日報, 2003/1/21)
「港府消息人士透露，今日公布最新一季失業率將攀升至百分之七點九，再創新高。而一項涵蓋全港近百企業的調查顯示，三成受訪私人公司計劃在今年削減中層管理和專業等中層人員，反映中產打工仔仍未脫離經濟不景的水深火熱之中。」
(星島日報, 2002/9/17)
跨境(國)工作 –
「北上」已變為一個專屬的名詞，有的是為了「尋歡」，更有不少的是為尋找生計。根據統計處於2001年4月至6月的調查顯示，約有十九萬名港人在過去一年曾返內地工作 (星島日報, 2002/1/16)。一個在港舉行的內地招騁會，不但吸引本港的失業人士，也招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求職人士，出席者共達七千多人次。
「青年失業問題嚴重，港府計畫推出北上見習就業計畫，聯繫珠三角數千家港資企業提供實習職位。港府透露，已有十數家企業願意提供職位，大專畢業生月薪約為四千元，大專以下學歷的畢業生則約為二千元。」
(星島日報, 2002/8/6)
「剛裁員八百人不久的電訊盈科，其主席李澤楷透露，為配合公司尖端科技業務的發展，稍後會聘請七百多個職位，而且其中一半會在內地招聘。」
(星島日報, 2002/4/13)
「在失業率高企下，內地近百企業昨日在港舉行聯合招聘會，首日便吸引七千求職者參與，爭奪七百個職位，平均每一百人爭一個席位……首日招聘會除了吸引到不少失意被裁的港人外，不少求職人士更來自五湖四海，既有日本及韓國求職客「組團」來港「見工」，部分人士更遠自歐美國家，如法國及英國等地專程來港，有聲稱曾在瑞士任教授，從無內地工作經驗的西非國籍人士，也來「碰運氣」。」
(星島日報, 2002/1/27)
人人可當「老闆」-
為了減低失業率，私人機構或政府高官都鼓勵市民創業自僱。無論十來歲的青少年，還是在職涯上飽歷風霜的中年待業者，均以梁錦松倡議「創業好過打工」的態度謀生，順應潮流趨勢，嘗試創業 (星島日報, 2002/4/22)。而各種名目的「本土經濟」及貸款，便是政府「推波助瀾」之舉。的確有逆市成功的人士，但也有因而負債累累，而走上絕路的人。然而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看來只表示了他們個人的眼光、智謀及運氣的差異，成敗只是個人的際遇而已。
「失業率高企下，不少青少年苦無出路，但只要「用腦」、創新，亦不乏成功例子。兩名年僅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便在經濟低迷之際，大膽創業，結果在一年內，成功在逆境中闖出生路，其中一名青年更於前天開設其第五間時裝分店。」
(星島日報, 2002/7/18)
「失業率持續高企下，政府鼓勵市民創業自救，但創業其實也有極大風險，牛頭角彩雲村一男子，就因為借錢經營海鮮檔生意失敗，欠下二百萬元債務，昨日在家中藉詞調走妻兒後燒炭自殺，及時獲救未致枉死。」
(星島日報, 2001/9/30)
「在本港經濟放緩，連董特首也不得不承認失業率會持續上升之際，創業成為港人另一出路。在昨日一個資訊科技創業研討會，便有多達二百多人蜂擁而至，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出席者多數是二十出頭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希望能學曉「創業」竅門，自創事業。」
(星島日報, 2001/8/19)
面對上述這幅香港勞動市場的「圖畫」，筆者不禁問：大量臨時工種湧現是否只是暫時的現象，是處理失業的緩兵之計？還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意義？它對未來工作世界會有甚麼預示呢？此外，我們又可以怎樣去理解「勞動市場兩極化」的現象呢？中層管理及專業人士的「陷落」(collapse)，是否可單純地以「人手過剩，薪金過高」而輕輕帶過呢？面對無法預測的失業風險，那些資源有限和處於勞動市場邊陲的青年人，又能如何自處呢？遠渡重洋，離鄉別井，為的是尋找「一工半職」；我們面對的競爭者不單單是一起畢業的同學，而可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凡止種種，正不斷地上演著，而且越演越烈。
舊有一帆風順 – 從學校到工作，又由工作順利走到退休的人生歷程，已成為很多人可望卻不可及的過去。或許我們真的要再審視現有對工作世界的觀念，以不同的理論視野去重新了解。
風險、風險社會與工作
風險與風險社會 – 風險是十六世紀左右才出現的概念，最早是西方探險者揚帆渡重洋時所發明的(紀登斯, 2001a)。貝克(1992)認為風險可以被定義為一系統化的路徑(systematic way)去處理由現代化自身所引致的危險(hazards)及不安全(insecurities)。換言之，相較於傳統社會中由自然而來的風險，如洪水氾濫、火山爆發等，貝克認為現代社會的風險是人為的，而風險與工業社會是不可分割的。事實上，我們的時代並沒有比以前的世代更具風險，不過風險或危險的平衡已經轉變了由人為大於自然。紀登斯(2001a) 在整個現代化的進程中，人類以科技及知識對大自然作出(過度)干預，現在人類面對的生態災難，已很難區分是人為還是自然的。
紀登斯(2001a)也指出風險不同於損失或危險，風險指的是依未來的可能性來積極估計損失、以未來為導向的社會把未來看成一個有待征服、有待殖民的領域。現代工業資本主義藉著不斷計算未來的得失和風險的大小，而把自己嵌入未來之中，並以此創造財富。風險的買賣與轉嫁的出現並非偶然，因為沒有了它，資本主義既不能生產，也無法運作。事實上，福利國家基本上就是一種風險管理系統，把風險透過福利制度作重新分配，為遭遇不測如疾病、天災、失業和老年的人士，提供支援，使之免受其害。
由此可見，風險管理包括了對未來的規範、制約與正常化，並將之納入控制的一種企圖(紀登斯, 2001a)。然而歷史及社會的發展卻告訴我們：結果並非如此 – 我們想要控制未來的企圖，卻反施己身，製造更多的風險與不確定性，並迫使人們尋找別的方式來加以應對，這種的社會情況便是貝克和紀登斯所言的自反性社會 (reflexive society)了。自反現代性的社會最主要特徵就是承受了第一現代性社會現代化(modernization)所帶來的風險及不確定性。「以往的風險是因為無知，現在的風險卻來自知識」- 這句話是對風險社會/自反性社會一個最貼切不過的描述了(紀登斯, 2001a&2001b)。
在自反現代性的社會中，貝克(1992)把人生存的處境放在全球的脈絡下審視，討論到風險社會裡的兩個議題：生態危機和個人化 (individualization) 發展。他花了相當的篇幅去論證環球生態危機。另一方面，在有關個人化發展的討論中，指出傳統的家庭、族群或社會規範已無法像以往般對個體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代之而起的是各種的專家制度。這種發展意味著現代人從家庭、階級或其他傳統規範釋放出來，個人生命的身分和歷史不再是被賦予，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為自己生命傳記的撰寫人，同時依據不同專家的資訊不斷作出評估，為自身的生命歷程作出抉擇，然後獨自承擔自我決定所包含的風險(貝克, 1999)。就正如那些自僱創業的人士及遠渡重洋的求職者一樣，他們的成敗也只是個人的際遇而矣，與人無由。在這種的生活形態下，作為職涯「新鮮人」的青少年，他們可以怎樣去撰寫自己的故事？在尋找自己的身份的同時，又能承擔多少的風險呢？
工作的個人化與非標準化(destandardization)
過往工業資本社會中，主要是採用「福特主義」的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是資金、工人、產地牢固地連結在一起，以標準齊一和龐大生產線見稱。相反，後工業社會或「後福特」的生產方式則以輕軟、流動性和去地域化為重心。齊格蒙特‧鮑曼(2002)則以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去描述當下的社會情境 – 比喻當前社會有如液體般難於控制、更難於預測，及要求個體更具彈性和流動性。社會的快速流動，人們面對前所未有的機會和選擇的同時，也面對揮之不去的焦慮……這是貝克所描述的風險社會的個體共同經驗。
對於在知識經濟社會下個人化的個體職涯，鮑曼更具體地描繪了有關的景象：在液態現代性的社會裡，人都要不斷地四處流動，或是像遊客(tourist)旅行觀光般的高級行政人員，他們乘搭飛機到世界各地，住酒店、上餐館洽談生意；或是像流浪者(vanguard)般漂泊遊蕩的「難民」，徒步越境或匿藏貨櫃內偷渡到國外，成為黑市勞工。兩者因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而有不同人生遭遇，且愈走愈遠，這就是勞動市場中貧富的兩極化。香港有薪酬在亞洲區稱冠的高級行政人員，也有時薪十三萬的「打工皇帝」；更多的是薪金低、工時長的短期合約/臨時工人。快慢車道間的地帶也正慢慢地陷落，中層管理、專業人士及大學畢業生均不再享有以往職涯上的位置，縱然不被擠出勞動市場，也會被向下擠壓。
處於「慢車道」上的低技術的非知識工作者也要不斷追趕學習新興而短暫的工作技能(例如參與再培訓)，以免被淘汰。他們是柯司特 (2000)所指的「無標籤勞工」。故此，他們的工作並沒有保障，隨時可以被別人取代。反觀在職場的另一邊，在「快車道」上的知識工作者，他們確實有高薪厚祿，也有像遊客般的生活，但他們的工作時間更長和壓力更大，也要不斷進修以保持自己的市場價值。在合約制下，他們或者要不斷轉換工作甚或行業，所有工作位置都內設了一種暫時的意味。換言之，無論你是處於工作世界的「快車道」，還是「慢車道」，個體要具備不斷掙扎求存的鬥志，以免落入被淘汰的行列。失業作為一種人為風險，以難以預測的方式尋找「獵物」，但正如Culpitt (1999)所言，風險的分佈並不平均，仍與階級、年齡及性別等有密切關係。事實上它就落在缺乏工作經驗的青年人身上，或許這就是風險社會中的工作世界。
另一個讓我們注目的是以往幫助走上「快車道」的途徑如(高等)教育，現在已被蓋上問號；以教育程度來「嵌入」不同社會階層的作用也減少了。教育背景不能像以往一樣給予任何的保證，成功總帶著濃厚的個人色彩，別人無法抄襲。還有誰能用確實的口吻，以「用心讀書，考進大學，將來可以找份好工，然後有優裕的生活」這個直線邏輯打動少年人的心呢？
沒有工作的資本主義
貝克(1999:79)提出了一個更具爆炸性的問題：「工作將從工作社會中消失嗎？」他明言：
「僅只還屬於所有者的資本主義，只追求利潤，而且將就業者、（社會）國家和民主排除在外，也在終結他自己的合法性。當在全球範圍活動的企業其利潤成長，卻剝奪了昂貴的國家兩樣東西：工作位置和稅收，而且讓別人去負擔失業和已開發的文明的成本。」 (貝克, 1999:84)
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中，每一次的危機都帶來工作職位的減少，也愈來愈多的人只能擁有不穩定的「工作位置」。「彈性勞工」這概念模糊化了「就業」與「失業」的界限，且將有更多的就業人口處於這種狀態，有些更只賺取僅可糊口的生計。非標準化(destandardized)、彈性(flexible) 和多元化(plurals) 就是風險社會中的工作位置的特性，失業也不再是少數人的命運。(貝克, 1992&1999) 由此看來，香港湧現的大量臨時工作位置並非偶然，也不是一種暫時對策，而是一種社會的常態。我們無法接受，或許是因為如貝克(1999:81)所言：
「政治家、各種機構、甚至我們自己都局限在完全就業的虛幻概念世界中思考。」
因此他提出：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早就不是工作的重新分配，而是失業的重新分配(Beck, 1999)。開設臨時職位，實質上就是失業的重新分配 – 使某些人在某些時間就業或失業；也就是風險的重新分配。然而，我們也不可忽視的是這過程將不斷生產更多「沒標籤勞工」，在「慢車道」上漂泊遊蕩。
由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及鮑曼的液態現代性理論的引領，我們看到當下社會的不確定性、個人化、全球化對工作世界的影響，也揭示了貧富兩極化的社會發展路向，同時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幅不甚樂觀的社會發展圖景。他們的理論使我們更仔細地了解到香港勞動市場的轉變及處於勞動市場中弱勢位置的年青人的境況。
總結：再思青年失業與社會工作
「風險社會」理論把社會工作帶入全球化的浪潮當中；又或者可以這樣說 –它預視了社會工作的發展是需要具備全球視野。事實上，社會工作已處於「環球成因，地區解決」(global cause and local solve)的困難局面，或許青年就業問題便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了。此外，也驅使我們採用一個新的視野去察看當下及或未來社會的情境：全民就業已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非標準化、彈性和多元化的臨時工作位置。勞動市場的兩極化及中層的陷落，拉闊了貧富的差距，也為職涯添加壓力及不穩定的因素，如何處理風險的分配已成為當務之急。急速流動與個人化色彩濃厚的工作世界，為人帶來禍福難分的結果。隨著「學校-工作-退休」(school- work-retirement)這個生命路途(pathway of life)的沒落，我們已難於為青年人導引出一條確切的路途。而與「福特」生產模式有著共通性的教育體系，亦已無法讓下一代承載風險社會對個體要具備彈性、多元與流動性的要求。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年青人在面對從學校到工作世界的過渡中，遭遇到困難重重的局面。趙維生(2003)向社會工作者提出了多個具體的建議。然而，當我們著眼於該怎樣做和做些甚麼的同時，更應該看到他提醒我們要「不做」 (undo) 的：不要以舊有的概念、眼光及價值觀看當下的青年及其身處的環境，因為他們已走在一條與過往不一樣的生命道路(life path)。我們同時也要明白到任何與青年有關的教育政策及培訓工作，都應強調持續發展的概念，並以之為基礎，否則各種的措施只會生產更多在「慢車道」上遊蕩的青年人。
以往青年人走在既定或被賦予的道路，只要按著路標與指示，總可擠上成功梯階的某一個位置，找到一些保障與安穩；現在他們要為自己創路，一切路標與指示均貼上「只供參考，後果自負」標籤，個體迎向機會的同時也要承擔風險。的確，風險社會存有不確定與焦慮，但同時也讓人們擁有前所未有的機會與選擇；新經濟下，人們會將其知識投放到市場上出售來發展自己的事業。然而，以上的契機能否被掌握和發揮正面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能否讓青年人成為自我生命的駕駛者 (navigator)，在全球化背景下，學習並掌握所需要的知識，在顛簸不定的社會環境中航行，而不是漂流，就好像早期西方探險者揚帆渡重洋一樣。
此外，貝克的社會分析告訴我們另一個重要的訊息是「無工作的資本主義」正在發生作用。
「當全球資本主義在高度開發國家中將工作社會的價值核心摧毀掉，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和民主之間的歷史的聯盟就斷裂了。在歐洲和美國，民主是作為「工作民主」而誕生的，其意義是：民主是奠基於對所有得工作的參與上……因此，這裡涉及的不只是數百萬的失業者，不只是社會國家，不只是阻止貧窮，不只是公義的實踐。牽涉到我們所有人……」(貝克, 1999:84)
作為社會工作者的我們，或許也要像貝克(1999:85)般提問：沒有了工作社會的保障，民主如何可能？公義如何能實踐？社會工作的價值如何能落實？這個社會發展趨勢與失業問題一樣，同樣值得我們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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