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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二萬港人活於貧窮線下” (星島日報, 2001/9/14 )、“失業大軍排隊「降薪求職」” (星島日報, 2001/10/7)、“一日十三宗自殺五入枉死城” (星島日報, 2002/04/18)、“失業率突破7%再創新高” (星島日報, 2002/5/20)……類似的報章標題，在這幾年的報章都不難找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人困擾於經濟下滑、負資產、就業不足、失業、自殺成風、倫常悲劇增加等問題，加上不明朗的政經發展及難以預測的外圍因數，香港社會上瀰漫著相當濃烈的悲觀情緒，昔日締造香港經濟神話的「獅子山下」的精神也象隨風暴而逝，遺留的是不安、焦慮與無奈。特首、官員、議員、學者和市民等都象《千禧年之終結》的作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一樣，問著同一個的問題：‘怎麼辦(waht is to be done)？’ (Castells 2001, p.398)。

“ 除了部份嚐試重新審視基進基要主義(radical fundamentalism)的人外，很多人均預測，最低限度，批判社會工作的好時光已經一去不返”，這是 Karen Healy(2000) 在參考 Langan M. 寫於1998年，名為Radical social work一文所作的綜合引述。

這是否預視了批判社會工作的沒落呢？如果這個陳述成立的話，香港的批判社會工作又是否會走上同一命運呢？本文將圍繞這兩個問題進行相關的探討。首先筆者會簡述批判理論的函指及其如何指導批判社會工作的實踐；然後再簡要地回顧批判社會工作的發展，從而了解批判社會工作價值取向及對社會工作發展的貢獻。最後探討在面對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挑戰及質詢，批判社會工作會加速消亡，還是會出現另一次更成熟的轉向，筆者並嚐試以此引證批判社會工作在香港發展的可能性。

「雙失」，一個非常普通的詞彙。然而在過去不足一年的時間，卻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用來表示某一類人身份的特殊用詞。「雙失」代表著那些離開學校，卻未能成功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青人。在失業率持續高企，有逾三成的十五至十九歲青年處於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香港，(黃志錚, 2001a)「雙失青年」成為焦點，相信並非偶然。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以《星島日報電子版》為對象，用「雙失」作關鍵字，搜查過去近三年的內容。第一個以「雙失」作為年青人特殊身份的應用出現於該報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的教育版上，標題為「大學生陪雙失青年搵工」。(註一) 此後，以相同意義應用「雙失」這字眼的報道，直至本年十二月中，共有約三十三則。其中七月及八月出現的報導次數更高達廿四則，這相信與高考及會考放榜有莫大的關係。不過當中亦有評論指出「雙失」這個簡化了的稱呼帶有歧視性，要求另作一個名稱 (星島日報, 2002/8/8)。的確，「雙失」不但是一個簡化了的詞彙，而且是一個相當鬆散和籠統的概念 – 只描述了部份青年失學失業的處境，但並未能告知我們更多有關造成「雙失青年」的原因和過程等資訊。例如，要失學失業了多久才可被稱為相「雙失」呢？「雙失青年」是否有其與別不同的文化呢？事實上，它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及啄磨。不過，在一九九四年在英國便有學者對那些年齡介乎十六至十七歲的，沒有接受教育、沒有受聘，也沒有接受訓練的青年人進行了一項研究，而產生了一個與「雙失」意思相近的專有名詞 – 「零地位」(Status Zer0)，也是一個被受爭議的詞彙 (Williamso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