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 百二萬港人活於貧窮線下” (星島日報, 2001/9/14 )、“失業大軍排隊「降薪求職」” (星島日報, 2001/10/7)、“一日十三宗自殺五入枉死城” (星島日報, 2002/04/18)、“失業率突破7%再創新高” (星島日報, 2002/5/20)……類似的報章標題，在這幾年的報章都不難找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人困擾於經濟下滑、負資產、就業不足、失業、自殺成風、倫常悲劇增加等問題，加上不明朗的政經發展及難以預測的外圍因數，香港社會上瀰漫著相當濃烈的悲觀情緒，昔日締造香港經濟神話的「獅子山下」的精神也象隨風暴而逝，遺留的是不安、焦慮與無奈。特首、官員、議員、學者和市民等都象《千禧年之終結》的作者，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一樣，問著同一個的問題：‘怎麼辦(waht is to be done)？’ (Castells 2001, p.398)。增加就業職位、加強培訓與再培訓、設立創業基金等救亡措施，卻無法阻止失業率屢創新高及家庭糾紛倫常悲劇的「燎原」之勢。要回答‘怎麼辦’ 之先，或者應該先問：‘甚麼在發生(what is going on)？’ 柯司特花了十二年研究資訊時代的資訊化，全球化、網絡代、認同的營造、父權家長與民(國)族的危機等(Castells 2001, p.2)，並建立了一種以經驗為基礎及跨文化的社會理論，這或者可以幫助我們尋找到問題的答案。隨柯司特的腳蹤，試著去了解在千禧年代轉變中，人類苦難 (包括香港所面對的)所呈現的新面貌 (Castells 2001, p.68)。
由於本文主要在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的基礎下進行討論，故此本文會首先簡述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資本主義( Capitalism)所呈現的面貌及其對經濟生產、勞動關係的影響。然後再淺釋柯司特所述「第四世界」中生產關係的四個主要特徵，包括工作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 of work)、勞工的過份剝削(over-exploitation of workers)、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及異常整合(perverse integration) (Castells 2001, p.69)。並以此論証香港目前的處境。並建議以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倡導的「第三路線」尋找出路。
全球資本主義的面貌
‘本世紀末最普遍的陳腔濫調無疑是「全球主義」。’ (史華慈 1999)
‘全球的理念可以推溯到較早的歷史，但全球的意識(如「地球村」、全球化現象的物質性的展現，則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近二三十年，由於新科技的與起，出現了所謂資訊化社會、後工業化社會，更使全球化如火如荼。’ (金耀基 1999)
從以上的引述，我們多少可以了解到這概念的普遍性及部份的緣起。 依仗著科技與資訊科技這高速公路，令時間和空間出現史無前例的壓縮，使地理上、國家/民族上、文化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隔閡被打破，使「巨大」的地球成為了「村莊」，並影響著每一個「村民」。
此外，隨著蘇聯瓦解和冷戰的結束，以計劃經濟為核心的共產/社會主義亦隨之崩解，資本主義以勝利者的姿態，進佔全球。中國亦以「有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為口號倉促地編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內 (Castells 2001, p.2)，正如金耀基所言 – 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已隱然出現(金耀基 1999)。
全球資本主義承繼並充份發展資本主義的固有特質，如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無休止的資本累積並傾向透過資本累積去自我保存以減低競爭對手的威脅；及工人不具或很少具有資本，他們的報酬來自於出賣勞力，而非勞動成果，且因不具生產資料而受顧主支配 (金耀基 1999)。它為世界帶來了甚麼呢？最明顯的莫過於使各國的經濟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接軌，資金的流動性大大提高，亦會出現愈來愈有力量的跨國公司，而其管理層則成為全球取向的新階級或新身份集團 (金耀基 1999)。這些的跨國集團坐擁巨資，在國與國之間自由游走，尋求獲取最高的利潤，它們挑戰國家的管治角色，亦使國家的自主性衰退 (佐伯啟思 1999)。全球資本主義充滿貪婪、投機、不確定性和不公平 (金耀基 1999)。
全球化 – 有人奉若神靈，有人如臨大敵；端乎個人的著眼點在那裡：若從「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我們看到外商為落後地區帶來經濟發展及就業；若從「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出發，我們看到第三世界的資源如何被掠奪，工人如何被剝削；如從「世界體系分析」(world system analysis)及「新國際分工論」，各個國家或地區按其資源，在互相緊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擔任不同分工 (陳錦華 1999，pp.262-263)。然而，如果資本主義的核心是以自由市場為名，透過剝削進行資本累積，即全球化便增強了這過程的廣度、深度及速度。換言之，工人的處境就變得更加不利了。而事實亦証明，高度流動性的資金，伴隨著追求高利潤的心態，日本、香港、台彎或些已發展的國家，不斷將它們的生產線遷往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及國家，例如中國，柬埔寨等。這種的轉移，促成本土國家的經濟轉型，出現如「技術-工種錯配」的現象及導致出現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使本國的工人出現工資下降、工時增加、就業不足上升、失業率高企、短期或不穩定顧庸關係增加等情況，再而強化不平等及貧富之間的差距(Wood 1998, pp.69-72; Gordon 1998, pp80-83; Rodrik 1998, pp.88-90)。
「第四世界」與香港
全球資本主義，可以說是促成了「第四世界」的出現與延續。正如上文所說，全球資本主義把各國的經濟接軌，形成了龐大而又互相依存的經濟體系。可是它亦排除了一些缺乏經濟效益的人和地域，結果使社會、地區或國家的某些區域出現不相干經濟區段，結果導致「第四世界」的出現(Castells 2001, p.376)。
第四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我們可以如何去了解它呢？我們可以根據下述四個不同的範圍去評估其社會的動力(dynamics)，包括不平等 (inequality)，意指財富分配不平均；兩極化(polarization), 意指財富分配時兩極的增長較中間為快，使中間縮減而強化兩極的差距；貧窮(proverty)是指一種制度性的定義標準，一個人不能達到在一特定時間和社會下的最低生活標準，便可被稱為貧窮；最後是悲慘(misery), 是指在財富分配的底部，或稱為「非常貧窮」或「剝奪」(deprivation) (Castells 2001, p.69)。
此外，我今亦可將從生產關係的四個特定過程的主要特徵去探測：首先是「工作個體化」，其意思是指勞動貢獻產品這過程是為每個工人「度身定造」的，特別指涉自雇或以個人契約方式受顧雇的一種不穩的勞資關係，這種的生產關係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及某些先進國家經濟系統主要的雇用的方式。在香港，這方面的情況主要反映在雇庸關係上面的轉變。從(相對固定的勞資關係(如終生聘用制)轉為相對浮動及不穩定的勞資關係(如短期合約制)。過往以「鐵飯碗」稱呼公務員，就是一個非常穩的定雇庸關係的寫照。現今政府減少聘用永久員工(perminant staff)，轉而多聘合約員工(contract staff)便是反映出這個趨勢的明顯例子。以短期合約方式來招聘人手已成香港主要的人手雇用方式。除了私/商營公司外，就連以往相對穩定的教育及社會福利等行業亦急促地朝這個方向發展。除了時間上的改變，聘用的合約亦非常個人化，同一職級或工種的工人，與雇主都可能有不同聘用條款。正如上文所述，這種的生產關係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及某些先進國家經濟系統主要的雇用的方式。
第二是「過度剝削」是指一種讓資本得以用系統性壓制報酬/資源配置的工作分配方式或對特定勞工如移民、女性或青年等施予嚴苟的或低於當時最低標準的工作待遇。在一九九九年，香港婦女勞工協會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屋村清潔女工的平均月薪為$3613，約九成的工人得不到足夠的勞工假期或補薪。而另一個由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在一九九九年的調查亦發現接新九成的管理員及護衛員一日工作十二小時或以上，人工卻普遍只得五千多元左右(全球化監察雙月刊 (網頁資料))。由於香港到目前為止都未定訂最低工資的政策，所以較難客觀地評估「過度剝削」的具體情況。但我們亦可從貧富差距這方面作側面的描述。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一九五七年的0.47增加致一九九六年的0.518(陳錦華 1999, p.264)。此外，高收入與低收入的家庭，其入息差距由一九九六年的十三倍擴大至一九九九年的二十三倍，而低收入的家庭的入息在一九九九年亦較一九九六年下跌了三成(星島日報, 2000/7/31)。上述的資料並不可以直接論證「過度剝削」的存在及其情況，但最低限度讓我們認識到部份工人的處境，而「過度剝削」亦可能是眾多原因中是一個，使他們處於這樣的困境。
第三，「社會排除」不是一種狀態，而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中剝奪個人成為勞工的權力的過程。而那些長期處於苟刻制度下的社會服務受助人，在者作看來，也可視為被社會排除的一群。這方面主要是反映在香港的就業情況之上。統計顯示，香港的就業情況有愈趨惡劣，失業及就業不足率持續上升，失業率由一九九七年的 2.2%，約七萬一千二百人，大幅度提過到二零零一年的5.1%，失業人數約十七萬四千四百人。而就業不足率則由一九九七年的1.1%，約三萬七千一百人，大幅度提過到二零雲一年的2.5%，失業人數約八萬五千四百人(香港統計處，2002)。上述這些的人口已經或將要被排除於勞動力市場之外。
最後「異常整合」是指犯罪經濟，有部份被社會排除的人口以更有利潤和冒險生活方式謀生的人，他們亦會參予及推動全球性的犯罪經濟 (Castells 2001, p.70-71)。「異常整合」與社會排除有相當緊密的關無。這是因為當事人因各種原因如低學歷、低技術、年齡、性別等因素被排除於勞動市場，則其生活將受到嚴重的影向。為使能繼續生計，他們將會可能選擇廷而走險的方法，從事一些非法的勾當。例如，青少年販賣翻版光碟；跨境的賣淫活動等。而根據警方的統計數字所得，今年的首兩個月的發生的「搵快錢」的罪案有顯著的上升，沙案的主要犯人更多是學生及失業人士( (星島日報, 2002/3/24)。
整體而言，全球經濟憑籍著資訊科技的協助，得到長速的發展。它穿透所有的國家、領域、文化、傳媒及金融網絡，仔細地尋找各種新的機會及可能，聯繫有價值，但拋棄已經耗盡的區段或人群。回塑香港，這塊曾在過去半個世紀成就了經濟奇跡的土地，對於全球經濟而言，是仍有聯繫價值的區段，還是一個將要耗盡的地域呢？相信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事實上，政府一直奉行的「積極不干預」和低利得稅政策，的確為商家帶來優厚及具競爭力的營商環境。然而踏入廿一世紀，周邊城市的發展，使香港的固有優勢受到挑戰。不過，依仗較為完善的金融體系，在中國融合全球經濟的過程中，仍可扮演一個相當吃香的角色。故此，人們，特別是商家均期望中國入世能為香港帶來更佳的經濟增長。因此筆者認為，對於全球經濟而言，香港仍然是有價值連繫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基於這個定位及我們耳熟能詳的經濟轉型等等的影響下，因著生產線的撤離，其工作被更廉價的其他勞工所取替，而使他們處於失業或開工不足的狀態。就如柯司特所形容的無標籤一般勞工(generic labor)一樣,他們易於被機械取代，亦會被周邊城市、鄉村的其他勞工或企業決策所取替。對於這批勞工而言，接受再培訓，而令他們可以重投工作世界，效果並亦不明顯，亦加重了他們的壓力。筆者相信，這批為數相當的勞動人口將被長久地排除於工作領域之外，成為社會排除的對象。香港是一個有價值聯繫的地方，但對於資本家而言，上述的勞工是已經耗盡的人群。為這群人提供機會，使他們的公民權利得到行使和尊重，是政府需要正視及處理的。
尋找出路 – 第三路線的啟迪與局限
全球化以一個不可逆轉的高速擴展著，政府財閥視之為「富國利民」的靈丹，趨之若鶩。然而，其擴展也不是毫無阻力，1991年11月在西雅圖對世界貿組織會的抗議行動，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行動。對抗議者而言，視之「喪權苦民」的毒藥。在這方面的已有很多的討論和爭拗，而且將會繼續下去。面對上文曾提及對國家主權控制的消溶和對工人及窮人的壓迫和剝削這兩大影響，筆者以為由紀登斯所倡導的「第三路線」政治理念能發生一個較積極及正面的作用，在經濟發展、國家主權和人民福祉三方面可以取得較好的平衡。首先，第三路線是從社會主義發展出來，並採納基進為中心(radical center)之立場，也堅持社會主義的部份觀點如平等、公義等，亦重視民主及公民社會的價值。這對於保護公民權利(有條件或帶義務的權利)提供指導性的價值取向。同時從積極的角度去界定社會政策的功能，並堅信透過社會政策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調控和改革，在國家及國際層面進行統管 (賴偉良 2001, p.100-101)。這兩個是回應全球化下，對資本(本國或外來)進行主動規控及平衡工人利益的重要基礎。此外，「第三路線」的政治理念亦已把全球化的納入議題，以更主動和自主的態度，有計劃地去回應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如採用世界性民主的策略、建立跨國性的統理系統等 (賴偉良 2001, p.100-101)。另外，紀登斯倡議的其他策略包括積極性福利(positive welfare)、社會投資型國家(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和新型混合經濟(the new mixed economy)，都是一些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策略，倡導社會平等，平衡經濟發展及維護國民福祉。
歐洲不少的國家如英國、丹麥、瑞典、法國等均以「第三路線」為藍本，發展適合自己國情的「第三路線」 (賴偉良 2001, p.100-101)。觀乎香港的政制發展，要發展「第三路線」尚有不少崎嶇不平的路要走。然而，只要方向正確，往前走，達到目標是指日可待的。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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