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筆者在課堂上接觸到有關「下階層」(underclass) 的理論，看到它如何透過道德論述去使個人為其不幸的遭遇負上個人的責任，這「技倆」在香港看起來又是何其的熟悉，從處理「綜合援助」受助者的手法，便可知香港政府亦善於此道。由此，令筆者對下階層理論發生了興趣。MacDonald (1997a) 在其著作《青年、「下階層」及社會排斥》中，有如下的陳述：「在當代社會科學，或且沒有任何一個詞彙如「下階層」般惹來那麼多的爭議 (argument)、含糊(ambivalence)及激情(passion)。」(第三頁) 的確，不同的學者對下階層的討論，可以讓我們了解到甚麼是「咎由自取」；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在結構制度不公平下，弱勢社群所面對的壓迫與邊緣化；亦有人質疑下階層存在的真實性；甚或有人斷然否定了它的存在，並聲言下階層這概念犯上政治上的危險(political dangerous)、缺乏實證支持(empirically unsupported) 及理論混淆(theoretically confused) (MacDonald, 1997a)。這就更令筆者有一窺全貌的衝動。隨著「雙失青年」的出現，筆者亦看到相似邏輯的道德論述如影隨形般出現，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本文，一方面能更深入地了解下階層理論，另一方面則嘗試藉著其理論框架去了解「雙失青年」這社會現象。本文的鋪排如下：
首先筆者會對「雙失青年」這詞彙的出現作一個非正式的考究，以便粗略地了解「雙失青年」在香港出現的過程及其具體意思；其次，將簡單地總結有關下階層理論的發展及相關討論，主要包括「激進右翼」(Radical Right) 及「自由左翼」(liberal Left) 這兩派的觀點。第三，引述有關對下階層的質詢及批評。最後，筆者嘗試論及下階級理論對處理「雙失青年」這「問題」的啟迪。
「雙失」的誕生
「雙失」，一個非常普通的詞彙。然而在過去不足一年的時間，卻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用來表示某一類人身份的特殊用詞。「雙失」代表著那些離開學校，卻未能成功進入勞動市場的年青人。在失業率持續高企，有逾三成的十五至十九歲青年處於失業或就業不足的香港，(黃志錚, 2001a)「雙失青年」成為焦點，相信並非偶然。筆者做了一個簡單的調查，以《星島日報電子版》為對象，用「雙失」作關鍵字，搜查過去近三年的內容。第一個以「雙失」作為年青人特殊身份的應用出現於該報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的教育版上，標題為「大學生陪雙失青年搵工」。(註一) 此後，以相同意義應用「雙失」這字眼的報道，直至本年十二月中，共有約三十三則。其中七月及八月出現的報導次數更高達廿四則，這相信與高考及會考放榜有莫大的關係。不過當中亦有評論指出「雙失」這個簡化了的稱呼帶有歧視性，要求另作一個名稱 (星島日報, 2002/8/8)。的確，「雙失」不但是一個簡化了的詞彙，而且是一個相當鬆散和籠統的概念 – 只描述了部份青年失學失業的處境，但並未能告知我們更多有關造成「雙失青年」的原因和過程等資訊。例如，要失學失業了多久才可被稱為相「雙失」呢？「雙失青年」是否有其與別不同的文化呢？事實上，它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及啄磨。不過，在一九九四年在英國便有學者對那些年齡介乎十六至十七歲的，沒有接受教育、沒有受聘，也沒有接受訓練的青年人進行了一項研究，而產生了一個與「雙失」意思相近的專有名詞 – 「零地位」(Status Zer0)，也是一個被受爭議的詞彙 (Williamson, 1997)。
「下階層」的函指及其發展
「下階層」，相對於「雙失」及「零地位」，它是一個更古老的詞彙，J. Macnicol指出下階層一詞在一九一八年首先出現；也有學者表示有關下階層較當代的使用可歸功於 G. Myrdal 及由 K. Auletta 使之更為普及。在不同的時空，下階層總可以找到一群配得上被這樣稱呼的人。在二十世紀初第一次出現的時候，它代表了一群受資本主義中的「超階級」(overclass)壓迫的大眾(majority)；在二十世紀中葉，代表著一小撮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科技進步而被排斥於經濟領域之外的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形容為一些沒有能力在文化及經濟層面與美國主流社會融合而被排擠的人，他們包括如吸毒者、「酒鬼」、流浪者、精神復康者、街頭罪犯及長期的福利依賴者等。到了二十世紀末，Robert (1997)對下階層有以下的定義：下階層是指個人長久地(long-term and persistent)處於受顧階層之下及相對不利的處境，並在社會、文化的表現及活動上被分離出來，同時也受到經濟上的排斥。上述的分離與排斥又成為了他們重返正常勞動力市場的障礙。但 R. MacDonald 指出其定義過份集中於勞動市場排斥這議題上，很易被理解為只是長期失業或經濟上的不活躍 (economically inactive) 便等同下階層。因此，他為使下階層的定義能有更高的涵蓋性，例如包括文化、價值觀及活動等的共通特徵，他下這樣的定義：一個處於社會結構最低層的社群或階層，因社會(social)及經濟的改變而與正常受顧的勞工階層及社會有結構上的分離 (structurally separate) 及文化上的差別 (culturally distinct)；及或透過這些特定的文化行為模式，而長期依賴國家福利及處於幾乎長久的貧困當中(MacDonald, 1997a)。
由此可見，單從定義上看，不同的社會學家都有不同的重點，這相信也是下階層具爭議性及含糊的一些原因。但整體而言，長久和被排除於勞動市場之外這兩個元素，可以說是英國社會學家對下階層定義的共識。 所謂「長久」，有社會學家認為是指終生，甚至是一代傳一代的 (Robert, 1997)。此外，亦有學者如 MacDonald (1997a) 等認為亦應包括獨有文化及價值觀上的共享。所以，上述三個元素可以視作為定義或區分下階層核心的條件。雖則如此，有關下階層的討論因在其定義上尚未取得共識，以致出現較紛陳的討論。但整體上可分為「激進右翼」及「自由左翼」兩個觀點，現分述如下。
「激進右翼」眼中的「下階層」
「激進右翼」及「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支持者對下階層的討論是從個人/文化這基礎出發，力陳下階層的出現，主要是個人的問題 – 他們自我發展了一套的文化生活方式如個人賴散，缺乏工作動機或有反社會的價值或行為等因素使自己陷於困境，是咎由自取的，也應為此承擔個人責任。支持這觀點的人士把身陷困境的社群區分因不幸所致而「值得同情」和「咎由自取」的，而下階層便是咎由自取的一群，是應當受到道德譴責及不應給予同情，亦由此為推行「懲罰性的福利」措施找到理由。Charles Murray 可謂是鼓吹此觀點的首席「喇叭手」，他指出下階層的生活方式是個人的選擇。他以單親媽媽為例，列舉了一個生產下階層的惡性循環：他認為青年男女，在性關係上隨便，以致於容易出現未婚媽媽，男的因為缺乏責任心，不願擔當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角式，也不願意工作。女方因而成為社會福利的依賴者，亦由此，男方更不用承擔其應有的責任，下階層的文化便由此而生及延續下去。Murray 認為要解決下階層問題，是要恢復家庭功能 – 女方應在婚姻關係之內才進行生育，亦應盡可能要男方承擔其責任，促使其委身於工作及家庭。對於一些而已存在下階層，隔離 (stays in its own part of town) 亦為方法之一。此外，他也明確地指出，福利使人產生依賴。基於對下階層有上述的分析及理解，在英國推出了不少的政策如減少單親媽媽的福利，減少對十八歲以下青年的失業資助，對青年罪犯推行更具懲罰性的政策及在文化及社會生活上對青年人實行更為專制的措施(MacDonald, 1997a & 1997b)。
作為「激進右翼」代表的 Murray，他的下階層理論的論證被批評為建基於對統計數字的想像及缺乏充份的理據，但其吸引之處是確認個人有理性的選擇，下階層並非一個被動的受害者，而是會主動追求自身利益的個體 (Mann, 1992)。
「自由左翼」眼中的「下階層」
一些結構學者(structuralist)或自由左翼 (liberal Left) 分子，則從社會、經濟及政治結構入手，論證下階層只是不公平社會結構下的受害者，例如是在後工業社會裡，經濟改變結合政府的政策，而出現剩餘勞動力，在要維持高利潤，面對科技提升及勞動人手需求減少等情況下，除了有大量的兼職、臨時工及散工出現外，某些人的就業權被剝奪，在得不到合法聘用 (legitimate employment)及沒有其他選擇下，有別於主流文化的所謂下階層文化如缺乏動機、依賴福利等便會出現及成為防止再返回勞動市場的一個惡性的循環。他們亦認為下階層這概念分散對貧窮成因及貧窮人士的困難的注意，它只是代表著統治階層的利益，以避免推行高成本的社會政策。事實上，這群不公平社會結構下受害者將面對多方面的社會排斥，包括來自勞動市場、經濟、文化、社會、空間及制度 (趙維生, 2000)。首先，勞動市場的排斥是指某些行業的工人或學生，他們的某些知識及技術被界定為不適用，又或勞工的集體談判機制不存在或被瓦解，致使他們長期被排除在就業市場以外；第二，經濟排斥是指由於被長期擠離勞動市場，經濟條件與物質生活都遠離社會主流的質素及方式；第三，文化排斥是指因為上述的原因，貧窮階層人士漸漸形成一些與主流人士不同的處事及生活方式或意識形態，例如因長期失業而意志消沉，在價值觀念或行為上較偏激。這些的表現可能被進一步認為是對主流文化價值的不適應或挑戰，而受到更強的排斥；第四，社會排斥是指貧窮人士在人際及社會生活上漸漸與人疏離，因為貧窮的身份和貧窮的文化生活方式，將被進一步邊緣化，產生一個更惡劣的循環；第五，空間的排擠帶是指貧窮的社群因貧窮而被迫居住於某些老舊或偏遠的地區及因匱乏或地區隔閡而無沒享用如公園或圖書館等公共設施；最後是制度上的排斥，因社會服務的縮減，以致貧窮的社群逐漸被擠出社會福利的安全網，可以留下的也會受到道德譴責。
他們雖然同意下階層的成員的價值及生活方式的確阻礙他們在社會及經濟的發展，但更認為社會結構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M. Maguire & S. Maguire, 1997)。面對 Murray 對單親媽媽的責難，他們表示這只不過是單親媽媽對結構因素所作出的一種文化適應 (cultural adaptation) 。他們主張當政者應透過社會政策把那些已被排斥的社群重新融入社區，恢復對他們的公民權(citizenship)的認可及尊重 (MacDonald, 1997a; Dean, 1997)。
透過對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等結構分析，他們為我們展現了結構因素如何產生下階層。然而 R. Dahrendorf 卻讓我們看到純結構取向分析的不足 – 起初他著意以結構取向去建構下階層理論，但隨後卻滑入以文化作理論建構的取向 (MacDonald, 1997b)。這是否暗示下階層的確與某種的生活文化及價值觀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呢？
「下階層」面對的批評與質詢
至今「下階層」這個概念仍在不斷的發展及豐富，到底它是一個社會實存，還只是一個未有充份証據支持的一個政治意識形態 (political ideologies)？相信這個討論將持續下去。雖然它被批評在理論 (theoretical)、方法學(methodological) 及實證 (empirical) 等基礎上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及瑕疵，但仍有學者如 A. Giddens、R. Dahrendorf 及 W. G. Runciman 等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這概念。
其他的批評包括如部份的學者所言，下階層理論把不同群組置放在同一個的標籤之下而忽略了他們之間的差異性。例如雖然同是失學失業的青年，那些來自中產階層的要比那些來自勞工階層的所面對的排斥及困難將較少，因為他們擁有較多的資源。此外，縱然是來自同一個階層的青年，但的不同的青年受到經濟排斥的情況、途徑及經驗均不同，是下階層這理論所不能完全涵蓋的。再者，「自由左翼」及「激進右翼」有各自對下階層的一套看法，但兩者所展開討論並未能很好地處理有關個人與結構這兩個面向。事實上，下階層可以為視為個人及社會給構交互作用之下的結果 (MacDonald, 1997b)。
「雙失青年」與「下階層」
如上文所述，「雙失青年」是一個相當鬆散和籠統的概念，仍有待進一步的啄磨。把「雙失青年」視為下階層，筆者認為仍然缺乏足夠的研究支持。但國外對下階層的討論卻可幫助我們對於所謂的「雙失青年」有更深入的認識。
首先，它提醒我們要留意當政者運用下階層道德論述，對年青人所造成的打壓及其政治動機，有些關於「雙失青年」的論述便表現了他們的企圖。例如在高失業率的情境下，青年的失業情況就更嚴重，在高峰期差不多每三人便有一人失業 (王志錚, 2001a)。持續的情況，亦使人擔心這批青年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故此，政府官員、資本家、專家及成年人等，就青年失業問題發表言論，除了表示外圍因素影響外，亦透過不同的途徑生產道德論述如青年人道德價值薄弱、崇尚功行、欠缺穩定性、不夠獨立和成熟等缺失使年青人為自己的「雙失」的處境負責 (王志錚, 2001b)；同時又標榜個別成功、刻苦耐勞(如從事低薪工時長的工作)的「人版」，來加強其他青年人的自責，強化道德論述的果效。並且透過不同的專業如教師、社工、警察等加強對青年人的監控。其目的在於維持對青年人的制宰，同時亦藉以迴避處理如教育制度、和貧富懸殊等結構性的問題。
「後現代主義透過福柯的學說，對「權力」的討論更深入傳神……簡單來說，古時權力的行使都是所謂「國家權力」(sovereign power)，並透過皇權行使，但現代社會的權力都以「約束性權力」(disciplinary power) 形式存在，而這種對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約束，則深深透過知識，運行於社會關係內……知識透過語言 (discourses) 生產現實，也透過不斷的監控維持這現實。」 (趙維生, 1999:123-124)
這段文字也恰到好處地描繪了論述的權力運作。
此外，它讓我們關注到年青人在這過渡時期，如從學校過渡至職場，青年過渡往成年這轉變因就業市場的萎縮，而遭受到較以往更多的困難。從統計數字上反映出十五至十九歲的青年人的失業率正逐步攀升，青年人正逐步被排斥於就業市場之外 (莫泰基, 2001; 王志錚, 2001a)。而其他的排斥亦會隨之而出現。因此，一些更全面、系統及有保障的措施及政策應及早計劃和推行，以協助青年人順利地完成過渡。長期的排斥，將使部份的青年人出現所謂的下階層文化，並且更進一步地阻礙他們返回勞動市場，使他們容易成為長期的福利依賴者。它亦告訴我們，要重視個人/文化與結構的關係，就如 Williamson (1997) 所言，將「零地位青年」這現象單單視作個人的選擇或某些文化的控制，均是天真和不恰當的。我們也不龐這樣看待相失青年這現象。就以一個多次尋找工作失敗的青年為例：離開學校，卻又不能進入勞動市場，因各種因素如缺乏經驗、相關技能或受到歧視以致多次見工無果。如是者，加上長時間失業而可能令意志消沉或出現偏激思想，而影響到就業動機。上述的情況有可能發展成為所指的下階層文化如懶散，缺乏工作動機等。由於未能進入「職場」，就更缺乏所需的經驗和相關技能，加之下階層文化的影響，而更長久地被排擠於勞動市場之外，其他的排斥亦會相繼出現，最終或使當事人更長時間地，甚或終生依賴社會福利的幫助。
正如 Williamson (1997) 在《零地位青年與「下階層」》一文的總結所言：「面對零地位的青年，如果未能有效使他們融合於訓練及就業市場等架構之內，則恐怕下階層不單單是一個政治及意識形態的機器，這群的青年將會實實在在地成為第一代下階層。」同樣，若我們不正視香港「雙失青年」的處境，他們亦有可能成為第一代下階層。
總結
「雙失青年」的出現，正意味著青年人在過渡至成年人這過程中將要面對更大的困難與挑戰。道德論述只有令我們更進一步地邊緣化及排斥那群的年青人，只有透過實質的措施及政策，重視青年人的就業權利及主體性，我們才能在這個後工業社會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空下，為青年人創造較佳的過渡條件及環境，避免使他們成為真正的下階層。
註釋
註一：這裡只是對「雙失」一詞作一簡單的介紹，並不是論證「雙失」是由《星島日報》首先創造或使用。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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