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關心的是精神文明的前途，即作者在書中強調的個體自由。他認為“道德選擇權”比行善更重要，所以他舉了一些極端的例子：“納查奇”（青少年）們濫施超級暴力。由於懲罰犯罪的手段出了問題，主人公最後儘管吃盡苦頭，卻還能夠回到社會上繼續作惡，直到娶妻生子，才與惡行告別。不像傳統社會秩序所要求的那樣，他沒有殺人償命。這似乎令人費解。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變成了問題——主人公應該為自己的惡行負責嗎？
後現代社會的屬性是“消費資本主義”，其特質是由於自反性（社會內部的批判反思功能）的作用，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勞動力）。客體（貨幣、生產資本、商品；發條橙貌似主體，實為客體）流通加快。我們發現，納查奇小流氓一晚上要連續作案多次，不僅是出於情節戲劇化的考慮。隨著周轉時間不斷加快，客體包括文化製品在內，都成為一次性商品，其意義耗竭很快。如此整個發展過程是這樣的：某些客體，例如電視機、音響，本身又會產生大量的文化製品或符號（“能指”），令人目不暇接、無法應付；人們受到超額能指的轟擊，漸漸無法賦予其“所指”（意義），人們開始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亞曆克斯喝的牛奶攙有毒品，強姦的時候聽著貝多芬的音樂。
總之，由於文化製品的日益豐富和加速流通。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不是批判或激進否定，而是加以極度誇大，說明它比現代主義還現代。由於一系列形式上的否定之否定，現代社會的許多準則都不管用了；本來，犯了罪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在後現代社會中，原本是主體的人成了客體，他對自己的行為還怎麼負責？還有，主人公鍾愛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歌詞被篡改，成了喧鬧、屠殺、打架的頌歌。電視機裏播出的節目、音響裏的音樂，到底算不算主體的行為記錄？難怪西方知識份子這麼痛恨“音樂電視”，對成天守著電視機的電視癮君子不屑一顧。有一點我們是深有感觸的，美國經常發生青少年持槍不問青紅皂白向人群掃射的事件，他們視性命如兒戲，是否以為被殺死的人可以像電視中所表現的一樣轉身站起來，若無其事地走開？而傳統社會中，人們可是對鬼神、死亡充滿了恐懼的，提起地獄的名稱，也足以嚇住膽小鬼。《發條橙》教育囚犯的一種方法，就是宣傳地獄的可怕景象，這一套會靈驗嗎？
文化商品不再是超驗的表像，而是被包裝成為彌漫在資訊和傳播結構中的一個內固性客體，是日常生活的實在。“流行音樂”成了“流行文化”。在分化程度不大的前現代部落社會中，文化只有象徵符號的功能；只有在文化得到現代化和自由意志化（也就是分化）之後，文化才變得以表像為主。到了後現代社會，我們已經看到，表像接管了客體的功能位置，這些客體與日常生活中其他客體的差別，僅僅在於它們具有非物質形式和審美類特性，明星麥當娜不僅僅是一個形象，一個表像，她是文化客體，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她的形象作為文化製品，出現在年輕人的T恤衫上，他們紛紛仿效她的穿著。這種文化製品構架著年輕人對事物分類的方式，並告訴這些年輕人：他們是何種人。
隨著社會結構在意指上的式微，並為資訊和通訊結構所部分置換，日常生活的審閲化才有可能出現。原來，意義的耗竭是為了騰出位置給所謂的“品牌”，就是文化公司通過施加象徵符號暴力——商業炒作——打出來的。於是，文化製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讓位於符號價值，物質客體的符號價值增高。審美化發生於物質的生產、流通、消費過程之中，其最終結果是產生一個取代現有權威的新統治階級。
在當今高度發達的資訊和通訊結構框架中，狂歡節面具已經成為無所不在、不斷流通的大眾文化審閲客體。這裏存在一個悸論，巴赫金的狂歡節中，人們試戴著面具；而在當代大眾文化的流通性資訊、通訊網絡中，面具大有可能在試戴著人們。於是，大眾藝術吸引大量觀眾的條件是社會結構相對弱化，為自反性開闢空間。
伯吉斯仿佛在說，亞曆克斯被科學剝奪了道德選擇的能力之後，就淪落為“發條橙”。而有了自由意志，哪怕選擇過犯罪，靈魂也能夠得到拯救。不過，這樣分析就把作家的冷嘲熱諷和語言歧義固定於單純的正統信仰之內了。亞曆克斯自始至終是發條橙，是從事遠低於選擇層次的機械暴力的器具，而他所在的悲涼的“社會主義” 英國，更是一個碩大無朋的發條橙。
西方哲學體系自十七世紀笛卡兒提出“我思故我在”，就預設了主體性與客觀現實脫離，並必然地高於後者。這在為現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客觀真理的深入探索打開空間的同時，也使人們時時操心要保持主體性（孤獨的心靈）的高貴地位。
到了二十世紀，現象學理論試圖調和主體和客體的二分法，修正笛卡兒的觀點。德國哲人布倫塔諾•弗雷格就指出，人們思考月亮時，不僅僅思考月亮的概念，而且思考著月亮本身。月亮和月亮的概念是兩碼事，存在客體不能簡化為概念（其心靈對應物）。
內容是精神行為主體的客體化，它不一定是桌椅之類的客體。意向客體由主體直接掌握，與外部客體相對。例如，人們對月亮的意向是意識心靈通過“憧憬”意識前的客體這一行為而直接（內在）掌握的月亮。作為意向行為內容存在的月亮不一定是月亮本身。月亮僅作為心目中的內在精神客體才能加以考察，但這不涉及那個繞地球轉的天體。
在後現代主義社會，主、客體的身份出現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使人們的價值體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這種轉型過程中，出現《發條橙》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人們越是呼喚自由意志，越是得不到，因為傳統的主體變位了。
作者的意圖是要說明，小流氓們的所作所為——惡，是不好，但也不一定是最糟的情況；其理由是“善”裏面包含了大多的偽善，而偽善部分地源自社會的發展。
據此，國內理論界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者名利雙收，是因為他們不加反思地淪落為資本主義文化產業的生產機器。這不符合實際情況，是對西方社會不瞭解而造成的盲人摸象式的推理，正因為他們有品牌意識，使原有的普通能指置換為某種品牌，並使自己成為該知識產權的擁有者，才成為流行時尚的引導者。他們具有極強的權力意識，這是成功的保證。他們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統治階級，我們不能由此認為他們喪失創造性、前衛性、批判精神，否則後現代主義文學藝術就不會為大眾所接受。
上帝想要什麼呢？上帝是想要善呢，還是向善的選擇呢？人選擇了惡，在某個方面也許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深奧難解的問題呀。
說到祈禱，我悲哀地認識到，為你祈禱沒什麼意思。你即將進入超越祈禱力量的領域。事情想起來非常非常可怕。可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你選擇被剝奪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也就是已經變相選擇了善。
設定界限總是困難的。世界是一體的，人生是一體的。最最甜蜜、最最美好的活動也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比如說愛的行為啦；比如說音樂啦。
偉大的自由傳統必須捍衛，我倒不是黨同伐異，哪里出現可恥行為，我就要設法加以清除。黨派名稱一錢不值，自由傳統高於一切。
青春必須逝去，沒錯的。而青春呢，不過是動物習性的演繹而已。不，與其說是動物習性，不如說是街頭地攤售賣的小玩具，是鐵皮制的洋娃娃，內裝彈簧，外邊有發條旋鈕，吱吱吱扭緊，洋娃娃就走起來了，弟兄們哪。可它是直線行走的，走著走著就喻喻喻地撞到東西了，這是不由自主的呀，年紀輕，就好比是這種小機器唉！等我有了兒子，一旦他長大懂事了，就要把這一切跟他講。但我知道，他不會懂事的，或者壓根兒不願意去懂，一意孤行要去重蹈我的覆轍，直至殺害與貓群相依為命的可憐老太婆，我實在無法加以制止。而他呢，也無法制止他的兒子去作奸犯科。如此周而復始，直到世界末日。